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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重啟一種具反思而又批判性的香港論述？這是我們共同的意願。作為一個對底層勞動者關注的學者，確實希望從文化研究的領域中重啟新左翼論述的履程。我們以自嘲的方式作始：在當前的歷史時刻，除了文化研究，還能書寫些甚麼，做些甚麼呢？

 

陳光興的研究--「亞洲作為方法」啟發了無數的莘莘學子。他認為「亞洲作為方法」是一種解放政治。陳光興提出，解放的時刻就是從現在開始，始於足下。簡單而言，「想像中的亞洲」就是一道通往變革或解放的道路。通過它，人們可以通過主體性和在日常生活中的身心反思，實踐去殖民化、去帝國化和去冷戰的集體抵抗。可惜「亞洲作為方法」缺乏細節。儘管它自稱為方法，但它同時也缺乏方法——缺乏能促成改變的方法，也缺乏對在現實中新左翼政治的潛能、路徑和發展的分析。可悲的是，當政治渴望和政治能量都被空洞的口號充斥時，「亞洲作為方法」只能淪為空話，或者充其量只能當成一種不斷被再三生產或複製的「術語」，缺乏能與具體社會運動相連接的方法。

 

「想像中的亞洲」仍然遙未可及，而我們的確需要找到方法將之實踐。陳光興建議我們相互參照亞洲間的地區案例，以逃離東方主義的概論框架和西方文化的霸權。隨着社會主義式的現代發展（socialist modernity）和亞洲解放運動落幕，大多數亞洲社會跟着中國在1990年代的發展腳步，紛紛加入了這個「龐大的資本主義家族」（Dirlik，1994）。有些國家及其政權將西方價值觀視為自身社會的主要原則，並由「被殖民和中產階級」的菁英所領導，亦有些國家政權回復父權傳統，頌揚遠舊的古代文化，並視由基層領導層領導的專制統治為正當體系。亞洲那美好的往昔——無論它們是否真實存在——現已過去，不復再見。

 

無論是將一個想像中的亞洲本質化，或是再三地使「想像而成的亞洲」的論述變得精煉，都會令人錯過了對資本主義作出真切批判的機會。而這既不是能代表本土的地方進程（local process），也不是區域項目（regional project），而是一個兩者兼具的過程當然，我們可以從觀照亞洲開始，因為每個全球過程（global process）都需要全球在地化式的干預（glocal intervention），而這確實需要尋覓不同的方法及能使我們通往變革、轉型的途徑。我們以新左翼政治為基礎，提出將Commoning定位為一種文化研究既深入且內在的方法。為此我們不僅提供文化批判，還附帶樸實、扎根社區的實踐，以尋求共同創造（co-creation）和民主治理（democratic governance），以及倡議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可出現的「能動性」和作出反抗的新的可能性。

 

潘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及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。2005年著作《中國女工》獲得社會學獎項 C. Wright Mills Award，另一作品《Dying for an iPhone: Apple, Foxconn and Lives of the Chinese Workers》（與Jenny Chan及Mark Selden合著）被譯成多國語文，被史丹福大學評為全球2%頂尖科學家。自九十年代起從研究中國女工出發，潘教授從來沒有離開勞工研究。近年一方面發掘香港青年勞工問題、建構社群論述，另一方面劍指中國基建資本主義的現象和剝削，一直從在地研究探索普世價值，由微小日常思考宏大理論。